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
专家开出各种药方：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05月09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经济发展的难题一个接一个：人们感慨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的余音未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又悄然而至。一时间，海内外学者都拿起望远镜和显微镜，期冀为这个新兴大国找到规避“陷阱”的办法。
“陷阱”从何而来
新兴经济体的“陷阱”从何而来？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被学者们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
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拐点”后面就是“陷阱”。
在蔡昉看来，拉美、亚洲各国的国情不同，不能靠现有经验简单推论。他说，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说，日本在1990年之后曾遇到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采取的做法是，保护产业和企业，最后造成大量“僵尸”企业，该倒闭的企业不倒闭，该消亡的产业没有消亡，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足够的贡献，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
按蔡昉这个观点，即便是发达工业国家，如果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掉到“陷阱”里。当然，日本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应该叫“高收入陷阱”。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于乎也拿日本作参照。上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化起飞阶段发展也非常迅速，同今天的中国一样，靠外部需求和外部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经济增速很高，不过也出现了过分依赖出口、产能过剩、过度依赖投资、个人消费不足等症状。
日本人的解决方案是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这一政策使得日本国民收入在此后10余年不断增加，在塑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日本国内出现了强大的中间阶层。
于乎研究员看重日本经验的正面效应：用增加国民收入来刺激内需，改善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技术改进，缓和社会“二重结构”，让强大的中间阶层为社会转型提供“橄榄型”的稳定架构。即使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步入不景气，也并没有真正打击到日本民间的财富。最近日本地震的影响巨大，但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只是“伤了皮肉，没动筋骨”。
如何定义“中等收入者”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通过提高收入建立一个强大“中等收入阶层”。不过，“中等收入阶层”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10年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就提供了一套判断中国“中间阶层”的尺度：按当时标准算，个人年均收入以及财富拥有量在人民币25000到35000元之间，购买私家车和有相应的社交文化消费。从职业特征看，这个群体多为经理、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工业企业员工，也包括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大致占就业人口15%左右。当时，他们乐观估计这个“中间阶层”有1亿人。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另一个更精确的标准：家庭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报告，2006年，麦肯锡公司把年收入在25000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还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差不多。
到2010年，标准又有所改变。有媒体调查称，中国的中等收入者家庭最显著的标志是“拥有房子”，即便首付、按揭几乎成了中等收入者的“不能承受之重”。
2010年，一份外资调查机构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称，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增长率每年超过15%。在这种巨大诱惑面前，“中等收入者”还要承受很大的向上攀爬的压力。
哪些因素决定工薪阶层的收入
一些研究全球货币规则的学者一直在呼吁，要警惕美元作为“全球霸主”对后发国家的盘剥与掠夺。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俄罗斯以及日本，其实都曾在美元发起的“货币战争”中被打败过，这是探讨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背景之一。
但这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心。他们只看到，欧美发达国家将中等收入阶层看做社会中坚，或称之为“政治后卫”、“消费前卫”，通常社会人口比例要达到80%。那么，中国也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也要建设“橄榄型”社会？他们忽略了许多前提条件。
中国浙江省在国内算是“先发地区”，2009年该省人均GDP已经达到649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当地研究者结合实际情况做过一个调查，认为浙江省中等收入家庭（以3人计）的年收入区间大约为6.6万元~17.1万元。抽样调查的结果是，该收入群体共计1569.6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0.66%。这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
调查者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缓慢的关键问题，是农民和工人群体“上向流动空间被挤压”。而就业难也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在新老交替过程中“青黄不接”。
确如蔡昉所言，一些学者只是看到了表象，而没有抓住“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需要追问的是，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工薪阶层的收入？
两名法国学者今年年初研究了iPhone（苹果手机）的产业价值链。据调查，从美国进口一部在中国组装的iPhone手机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闪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产的，23美元的信息处理器和相关零部件是韩国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WIFI无线产品等共计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国制造的，蓝牙、录音零件和3G技术产品等价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国制造的。除此之外，材料费用、各种软件许可证和专利费用，合起来为48美元左右。最后算下来，在中国组装环节的费用只有6.5美元。
由此可以知道，富士康公司之类（苹果公司的代理商）在国内算是收入相当不错的企业，但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从那部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分享3.6%的价值。在这种全球分工的格局当中，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怎么可能扩大？
201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惊人的4978亿美元，据称其中55%来源于中美贸易。可是，看看苹果手机这个典型产品就明白了，它是按照178.96美元整机来计算中国对美顺差的，而真正留在中国国内的只有那可怜的6.5美元。
法国的研究者最终得到结论，人民币升值应该伴随着提高附加值和产业升级，中国无法接受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却同时没有给中国工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生产出更具附加值的产品并去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比如在航空、机电、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上，而只能在国内当个搞组装的“打工仔”，那么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想法，就仅仅是空想而已。
这其实印证了蔡昉先生的建议：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让那些缺乏效率的企业、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性毁灭”，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升级要讲“中国特色”
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共识下，研究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确实思路不同。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十二五”规划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经济“着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不能完全靠国际市场，要靠扩大内需”。
企业要提高职工收入，政府需要扩大公共产品投入并控制好物价上涨，财税政策要注重调节收入不平衡，这些都是“扩大内需”的方法。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供了“新思路”。
新锐的“80后”经济学者高连奎认为，与“提高民众收入”效果相同的政策取向应该是降低基础商品的价格，进而变相提高民众购买力和福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大形势》中呼吁，中国应该创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他认为，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而相反，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对于中国这种人口众多的国家，“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将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
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制造”暂时还无法在国际市场上挣回足够高的收入时，通过政府有效管理和调控，建立一种“低收入、高福利”社会，欲图强、先固本，未尝不是应对各类“陷阱”的一种策略。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总经理王小强，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在倡议中国建设“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在他看来，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已经发展到头儿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已经没办法再依靠“市场换技术”，把发达国家剩下的那点儿“看家本事”再转移过来。1980～200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降到11.7%，英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5%。这些国家剩下那点儿制造业，都属于“维系货币霸权的命根子”，不是军工，就是军工不可或缺的军民两用重化工。“不要说产业转移，出多少钱，连点滴产品都不能卖。”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在对美贸易中不断遭受技术封锁，中国企业搞并购也总因“国家安全”被拒绝，都说明了这个技术转移的“天花板”。中国最优秀的技术企业华为公司，就已经在美国吃了无数的闭门羹。
王小强认为，照经济学理论说，美国GDP里硕果仅存11.7%的制造业，统统转移到中国，帮忙中国企业产业升级，才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双赢”。比较优势的逻辑分析没有错，市场调节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理念没有错；可对不上号的是，现实世界从来不按教科书上说的来。不仅中国国有企业，就算是日本私有企业，都甭想收购尤尼科这类石油企业。看起来，美国惟一乐意让中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购买贬值的美国债券。
中国怎么办？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按照美国模式搞现代化可能性确实不大，那么启动内需的“着眼点”就应当具有中国特色。
在王小强看来，这个“特色”，就是逐渐启动中国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力，通过水资源调配（如南水北调工程）、国土整治（如植草畜牧的生态建设）和资源大开发（如煤化工和清洁燃烧技术），振兴重化工（包括重型机械），实现产业升级，大规模城市化，进而构造厚重的产业纵深，这才能开拓出有回旋余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
"贫困陷阱"之后 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07月25日 来源： 人民日报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认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别国经验可循，但绝无模本可复制，不能以其他国家的轨迹来推断中国的发展走向。
当然，迈过“陷阱”殊为不易。从全世界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近几十年来，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身。与这些国家相比，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难度更大、挑战更多。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化解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胡鞍钢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费旺了，生活质量升级了，各种负面情绪和冲突就会明显减少。”
——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认为，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对于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国，在庞大的经济总量上再次实现跨越，的确任务艰巨。
但我们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