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8日，杨振宁在南开大学“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演讲
2011年06月21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国
6月18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及夫人翁帆在南开大学为其举行的89周岁生日宴会上。当日，30位院士在南开出席了“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杨振宁在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工作。
在有人猜测他已不做研究的时候，6月18日，89岁的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在南开大学向同行报告了他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他修改了自己多年前一项理论的不完备之处。
除了回答提问时须用助听器，这位老人留给听众的印象是思维之敏捷、表达之清晰不亚于青年，虽然他上一年还大病一场，进过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杨振宁说，自己40多年前的研究涉及了冷原子领域，但当时缺乏实验技术证实，后来因故中止。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实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自己多年前的一些工作得到了证实，于是又回到了这个领域。目前，冷原子是物理学的热门领域之一。
2008年，86岁的杨振宁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冷原子方面的新论文，令同行惊讶于他的学术活力。此后至今，他已陆续发表了将近10篇论文，放在年轻学者中也属“高产”。
他不喜做寿，因为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
2011年是杨振宁的“望九之年”。6月18日至19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了一场“理论物理前沿讨论会”，以此纪念该所的理论物理研究室诞生25周年，并为研究室创办人杨振宁教授预先庆寿。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及近百位杰出的学者与会，使之成为该领域罕见的学术盛事。
校方在数学所大厦前特别打出横幅，上书“杨振宁先生学术青春长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解释，杨先生本不喜做寿，因为真正做科学的人是“没有年纪的人”。
1986年，刚刚创办南开数学所的数学大师陈省身，邀请老友杨振宁到此创办理论物理研究室。尽管“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杨振宁却欣然从命，只因“陈先生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
25年来，这间起初仅有一位、目前也只3位教授的研究室，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的25名博士中，有人当选院士，有人成为大学副校长，有人拿到海外名校终身教职。
用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的话形容，研究室如今算略有成就，“毕业了一批人、做出点事”，总算对陈、杨两位先生有所交代。
葛墨林1986年由陈省身、杨振宁自兰州大学聘至南开大学。他最初问陈先生该怎样发展，陈先生提出要“不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再问研究室该做什么方向，陈先生回答“就做振宁的方向”。
杨振宁则说，不善做研究的人，看某个菜园里人多，就挤进去找个角落，花大力气刨个坑。一定要找一个较空的园子，一刨就出个萝卜。他为研究室设定的“杨——巴克斯特系统”相关的数学物理方向，当年并不被人看重，日后逐渐成了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今，葛墨林认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师生，不仅在学问上受惠于杨振宁，人品、学风上也受益颇多。杨振宁“宁拙毋巧，宁朴勿华”的要求，影响极大。
25年来，这里一贯奉行“不宣传”方针，数理学界之外，少为人知。数学所共计12位全职教授，理论物理室占四分之一，在葛墨林看来已不算小。陈省身初期就提出不希望扩大规模，永久教职保持很少。这个方针坚持至今。
“就叫研究室，也不扩大，不叫‘中心’。”葛墨林说。
此间风气的一处体现是，本次讨论会不少大腕到场，但葛墨林在开幕式上说：“恕我不能一一介绍各位的头衔，大家都是重要的人物。”他给同行鞠了一躬，“一介书生，无权无势，对大家无可贡献，鞠个躬表示感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因公爽约，专门发来长信，但大会决定节省时间，不再当众宣读。由于学术报告安排极为紧凑，葛墨林提醒在座上了年纪的院士们，感觉累了就去休息，也可腾出座位，让给后面站着听讲的年轻人。此语令与会者不禁莞尔。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他因有约在先曾谢绝领导人宴请
清华大学教授朱邦芬院士认为，近年来，一些人对杨振宁有非议，网上有种声音，对杨先生的贡献讲得很少，有些甚至是污蔑。
针对杨振宁的污名包括，有人批评他晚年回到中国，拿了高额报酬，故意说些好话去取悦政府。例如，他赞美中国基础教育培养的学生比美国更扎实，批评的声音扑面而来。
朱邦芬说，杨先生接受东西方文化熏陶，他确实是由衷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讨好政府。
批评者未必知道，杨振宁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面向周恩来总理直陈“中国政府的片面的平均主义已经毁了中国的科学”。
“杨先生经常两头不落好。他不像有些人，拐个弯让你揣摩体会。这是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葛墨林说。
葛墨林定期向杨振宁报告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有次，两人在北京约谈。恰有某副部级领导去请杨振宁，有位国家领导人邀他赴宴。在场的葛墨林以为，自己要谈的事情没那么紧要，杨振宁应先见领导，谁知杨振宁却谢绝了来自中南海的邀请，原因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忆及此事，葛墨林说，杨先生仅因有约在先就回绝了领导，又怎会曲意逢迎？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院士说，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杨振宁曾“伸出手来”，请他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那年石溪分校的名额已满，杨先生为他争取了额外名额。他说：“杨先生一看到有什么科学前沿的事情，就想到中国该怎么做。杨先生一方面热爱祖国，一方面提携我们年轻人。这都是我们的榜样，够我们学习一辈子。”
他的薪水分文不取
朱邦芬在南开大学讲的一件事情，令在场的许多学者感到惊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是杨振宁晚年仿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在杨振宁将精力转向清华之后，陈省身两次让葛墨林给他带话：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是你的“亲儿子”，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是你的“干儿子”，两个儿子，你都要管。
据葛墨林回忆，杨振宁“管”得很细。从1988年开始，南开的理论物理室办过7次讲习班，邀请的都是各个方向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因经费匮乏，要靠杨振宁从香港募捐讲课费。
1992年，为了南开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杨振宁筹集了两万美元。考虑到大陆不易换开百元大钞，他特地换成20元、50元的钞票，捆在一个包里带来。南开数学所的第一台计算机和激光打印机也是杨振宁当时购自香港，运到天津的，他还派自己的秘书负责打字。他甚至考虑到了外宾喝咖啡的习惯，打算自带咖啡壶。
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早期毕业生，包括现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薛康、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苏刚，都曾受杨振宁的资助到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一年。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杨振宁为了筹钱，曾发着高烧去唐人街演讲。
葛墨林说，杨振宁做事不愿向人解释。“杨先生率性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就是这么个人——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至于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他主张“杨李之争”留给后人评判
科学史上，亲密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后来决裂，一直为人关注。与两位大师均有交往的葛墨林说，关于“杨李之争”，杨振宁一贯主张，双方把所有资料都公布出来，留给后人评判。
葛墨林说，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
1990年，李政道先生在兰州大学发起一个学术会议，原定的会议组织者在外无法及时回国，临时改由葛墨林领衔组织。葛墨林当时在石溪分校访问，遂向杨振宁表示要早回国几日筹备，杨先生建议他至少要提前10天，还帮忙出面向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发出了会议邀请。
1979~1989年，李政道在中国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一些中国学者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这个计划，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不回来谁负责”。有人去问杨振宁的意见，满以为他会加入反对派，但杨振宁坦率地说：这些人将来回不回国不能由李政道负责。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话，因为我就是出国没有回来的。
他的生活得益于翁帆的照顾
在非学术领域，外界对于这位物理学大师最大的非议源于他82岁时与相差54岁的翁帆结婚。
2011年，他们惊世骇俗的婚姻进入第7个年头。葛墨林说，原本“说话刻薄”的一些同行，现在也对翁帆评价很高。而他认为，杨先生目前的健康身体，跟翁帆婚后的照顾绝对分不开。“翁帆绝对是有功劳的。”
杨振宁再婚之前，葛墨林有次去清华探望，发现他穿着睡衣，脸色腊黄，发烧39.3摄氏度。虽然杨先生告诉他，身体如有问题会打电话求助，但葛墨林还是担心，万一有危险而电话不在手边怎么办？
2010年9月，杨振宁突发高烧，陷入半昏迷状态，说的话人们都听不懂，进了重症监护室。葛墨林说，杨先生住院时，翁帆的照料有目共睹。
近些年里，杨振宁已多次入院。葛墨林说，翁帆对杨先生照顾很细，杨先生冬天出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逛公园，走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歇一歇，找一块石头，扫得很干净。
据朱邦芬透露，杨振宁、翁帆夫妇的共同话题很多。参观美术展后，他们会分别找出最喜欢的作品，再看与对方是否一致。这是二人之间的小游戏。
杨振宁并非不知一些人对于他这段婚姻的看法。他甚至曾与翁帆联名撰文，回应一位香港女作家的批评。在写给翁帆的诗里，他称她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这一次，在南开大学，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杨振宁夫妇手挽着手。这是他近年出席公开活动常见的情景。在校方为他举办的生日晚宴上，他表示，自己虽然上了年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年轻，也许这是自己对翁帆有吸引力的地方。早在订婚之初，他就对朋友这样讲过。
令葛墨林感到遗憾的是，外界跟杨先生没有接触的人，总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他，猜测他。而杨先生依然故我。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文集，收录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谈话，有些地方对“文革”某一方面的事物持赞成态度，而他事后也发现了当时的不足。预先看到文稿的葛墨林劝他删掉这些内容，不要引起误会。杨振宁却执意全部发表。他说，自己就是要全都拿出去，让人家可以了解杨振宁真正的心路历程。
2011年6月18日，杨振宁在南开大学“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上演讲
杨振宁：中国应加强对科技投入合理分配
人民日报 2011-6-23
◎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
◎10年以后，希望我们能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抢人才。
◎我知道自己对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也知道哪个领域最能出成绩，钻进去就很容易成功。
“10年后，如果你再来和我谈中国科学的发展，情况会比今天更进步。”
初夏，清华大学科学馆里，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戴着助听器的杨振宁，做了总结性评价。
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物理学家，已届“望九之年”，却仍然心系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大学教育。
6月22日，他应邀在宁夏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6月18日，他在南开大学报告了自己在冷原子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89岁的他，依旧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表达流畅，甚至是30年前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他都能“信口拈来”。回首中国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他连称“极其成功”，但也坦承“科学发展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谈科学
起步晚，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奇怪
日前刚刚公布的本年度“邵逸夫奖”，授予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三大领域内取得杰出成就的7位外籍科学家。而自2002年至今，“邵逸夫奖”共有43位获奖者，其中仅有4位华人科学家。
在评审会主席杨振宁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近代科学在西方有三四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却不过六七十年，中国前沿科学相对落后，不稀奇。
但他反复强调，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科学的进步速度非常惊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学家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简直是少而又少”，如今，从量上来说，已经有很大进步。而在质量方面，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年轻的华裔数学家——在中国长大并接受大学教育，最近10年在西方国家做研究。“他们在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很受重视的。”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疑问：几十亿、几百亿撒到了各大研究所，为什么没有很快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对此，杨振宁认为：科学的发展需要时间、需要传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
他以中国体育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无地位”到现在的“金牌大国”，体育事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迅猛发展。但是，“培养科学家比培养运动员复杂，需要更长时间的准备、更长时间的训练，更长时间建立传统，是件急不来的事情。”
“应该从整体发展的经验多着想，才能了解前途应该怎样规划。”杨振宁希望，中国对于科技发展的投入还要增加一些，更加强调合理分配。“合理的、有效的分配，必须依赖于对科学发展有相当认识的决策人。”
谈大学
考古系和建筑系，可作为创建世界一流的突破口
上世纪90年代，杨振宁应邀参与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这个以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样本的研究实体，意在加强清华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建成世界一流的理科。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17年的杨振宁回到了清华园，开始在这块“试验田”上倾注自己的心血。对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他显然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过去10年，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把国内杰出的年轻人引导到前途有发展的科学方向上，使他们出去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一些专业上崭露头角；未来10年，我们再把这些已经在国际上风生水起的科学领头人，请回国内来。
“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现在很多在美国担任博士后或者助理教授，他们已经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再过10年，这些人很可能变成世界一流科学家，他们回国后一定能够带动中国科学的发展。”杨振宁对未来的科学家“归国热”信心满满。
杨振宁说：“中国的经济形势看涨，很自然地会对人才形成吸引力。10年以后，我们希望能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直接抢人才。”
如何建设国际一流大学？杨振宁认为，中国的发展过程与西方不一样，大学的设置并不独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不能简单地拿中国的情形和外国对比。“在这点上，必须要清楚。”
“有选择地先把某些系打造成世界一流，”杨振宁说，“比如考古和建筑，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中国的大学很占优势。”
谈人才
大师的职责，就是引领优秀人才进入最有前途的领域
科学的发展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动力。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和英国科学家彼得·曼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核磁共振成像：把物体放置在一个稳定的磁场中，再加上一个不均匀的磁场，用适当的电磁波照射物体，根据物体释放出的电磁波就绘制出内部图像。
“这是无目的的研究，劳特布尔之前一般用平均磁场做核磁共振，而他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不平均磁场，竟然就成像了。”杨振宁说，科学研究往往是“忽然想出一个妙招，加些别人想不到的小窍门，就可能出大成果。”在他看来，这需要有广大对于现代科研器材有认识，又有聪明脑筋的人投身到不是预先有目的的、更多凭兴趣的科学研究中去。
另一种科学研究则是有目的的，“比如，制造超短波长的激光，如果做出来，也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说。
杨振宁表示，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有可能出现，但要尽快使得年轻人走到有可能有重大发展的领域中去，“我对未来发展很乐观”。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打下的“底子”要比国外扎实。他说：“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数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们，绝大多数非常优秀，比起美国类似大学的研究生来，并不差。
但在国内大学，在“信息灵通”方面显然要比国外大学逊色。美国著名大学数学系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这些学校里的研究生，对于数学界最敏感、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国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没有优势。”
谈起自己的“诺奖”经历，杨振宁坦陈：“我非常占便宜。”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本科教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凭着厚实的底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又拉近了自己和科学最前沿的距离，“我知道自己对哪个问题最感兴趣，也知道哪个领域最能出成绩，钻进去就很容易成功。”
在杨振宁看来，大学和大师要做的，就是“带着最优秀的学生，挖科学的金矿，培养他们的科学兴趣，引导他们进入最有前途的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