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城镇化) ,201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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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理国家：要十个指头弹钢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说到体育活动，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媒体盘点习近平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漫画）
★习近平：以壮士断腕勇气把反腐败进行到底 （ 谷俊山在北京拥有数十套房 每套面积都在170平米左右 )
★主席未打招呼直接上门 ,习近平排队买包子 , 习近平坐过的桌子被搬走,庆丰包子铺始建于1948年，因所营包子口味地道，自56年起专营包子，并正式打出“庆丰包子铺”的招牌，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市特味小吃，归属国营的华天饮食集团公司。
★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老人老伴石爬专问：“怎么称呼您？”村主任说：“这是总书记。”习近平握住老人的手询问年纪，听说老人64岁了，他说：“你是大姐。”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3年2月6日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他在讲话时指出，要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习总握手握到她时，大家都笑了！
基辛格：当习近平进来时，你就知道重要人物到场了
链接：(2012年02月14日)
胡耀邦和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合影
2011年12月15日
凤凰网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1年12月14-15日在京举行，凤凰网财经全程进行现场报道。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岁老人科斯在会上发表视频致辞。他说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以下为其致辞实录：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2012《财经》年会，尽管暮年之躯使我无法躬逢其会。两周后(12月29日)，我将年满101岁了。在我这个年纪，生命已然吃力。若不是我有重要的话想对你们说，我就不会接受《财经》的盛情邀请，借今日之际发言。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这并不是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然而是我们称之为“边缘性的变革”，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国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力量。
在改革之初，私有化是被禁止的，放开价格也不允许，妥协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而且，而社会制度，对中国新兴的私人企业家保护也不充分。但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也为中国的改革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
因为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改革最初的目标，那些决心使中国富强的领导人，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依靠。别无他法，中国只能走试验之路。这样的心态，再加上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中国领导人胸襟开放，渴望尝试新事物，并怀疑任何事先设定的蓝图。
如果我们还记得，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如何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联，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这种开放的心态及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当中国苦苦追寻富强之路时，它逐渐摆脱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回归到实用主义。
在艰难的过程中，中国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尽管邓小平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传统中国的文化大义。正如我们所知，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正如我从马可波罗了解到的，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社科院专家预言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
2011年06月12日 中国经营网 作者：索寒雪
与其他的经济学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话语不多，温文尔雅。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经引起一片争执。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
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些迹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点会持续多久、转折区间有多大？蔡昉给出的答案是“还会有很多年”。其最后的结束点将是“城乡差距、系统差距消失，也就是农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现象，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这一社会洪流的变迁中，蔡昉所“预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转变为现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当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时，很难有人还保持如此冷静客观地分析。
在这一巨变中，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文学”，被情绪控制了理论。
也有一批学者变得更加“科学”，用数字和理论寻找经济发展的冷静一面。
因为此时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十分重要的时刻，所以，能够被印证的理论都将被历史铭记。
对中国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一度在整个学术界被慢慢扩大，甚至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对个人的评判，这使得旋涡中的蔡昉也受到伤害。
或是攻击，或是支持，时过境迁之后，蔡昉依旧风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现实的镜像都开始在佐证他曾经的判断。
与争议旋涡时期相比，此刻的蔡昉显得更加沉静。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仅仅是关注经济学，而是从经济回归到人口，再从组成社会的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包括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议，城市应该引进更多的农民工，并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虽然这与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是他的建议，实际上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在记者对蔡昉的几次采访中，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一点，即对事件发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读。
55岁的蔡昉还保持着一颗“童心”，他曾经“逃会”去拜祭音乐大师的墓园，也会去观看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因为对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热情，所以他的理论一直与现实紧密相连：预测未来，又被未来所佐证。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写道，“一位投行经济学家跟我谈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判断是：随着人口逐渐形成4-2-1代际结构，将来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妈(因离婚率提高还有继父母)都给下一代留房，最终房价崩溃。巧的是，某地外来人口有个理论：城里人只顾买房，咱买不起就多生，将来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众也是经济学家。”
未富先老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关心你提出的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因为，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变化让很多经济学家担忧，那么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蔡昉：中国现在处在怎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描述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可以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数据。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用的指标叫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妇女终身生育孩子的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在6个左右，以后这个指标持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降到2.1，目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经多年在1.5以下。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渐变成合适的劳动力，提供了大规模劳动供给，同时储蓄率比较高，给中国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批劳动人口已经逐渐变成高龄劳动力，未来会接着变成老年人口，由于他们的生育率低，后继无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人口的高龄化也会加剧，这就是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这种人口趋势之下，中国的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劳动力供给等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哪些同步的效应？
蔡昉：为了反映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计算一下人口抚养比。15 岁以下是依赖性人口，还有65岁以上老年人口，这两类加起来可以变成分子，而分母则是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样计算的话，人口抚养比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充足。今后5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2015年以后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这个指标来定义人口红利，意味着我们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机会窗口在逐渐关闭。
我们和发达的、同等发展水平、以及比我们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相比，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会是未富先老。中国现在的老龄化比例大大超过国际水平，65岁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迎来了比较老的人口结构，因此我们把它定义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会逐渐消失。
《中国经营报》：每年都会出现的民工荒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是这一趋势的显现？
蔡昉：农民工进城是为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国的农民都走出农村也不够城市使用的，因此从2015年以后，全国适合劳动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04年到现在我们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严重。
任何东西稀缺了价格就要上涨，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就一定上涨。2003年以后，农民工收入上涨速度每年是10.2%。而种植粮食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最近几年增长速度更快，说明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是说农业中没有了大量富裕劳动力，当然还是有，但是跟原来比已经大大减少，也证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人口红利结束经济将失血？
《中国经营报》：人口红利的结束是所有经济界人士关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旦结束，中国经济的出路又在哪里？
蔡昉：我们做出过一个判断，“十二五”期间的五年，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仍然会持续，而且会成为一个常态。之所以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导致资本劳动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能维持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下降。
到“十三五”时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降到7%，就业增长则会是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明显的起色，这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个负面影响。
《中国经营报》：你经常提到一个理论即中等收入陷阱，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是否会进入到这一状态中？
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关系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常提醒我们这一点。穷国和富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国家相对获益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天天在抱怨说中国把他们制造业给消灭了，其实美国的制造业还是比我们强。我们处在一个旧的比较优势逐渐失去，新的比较优势还不能确立的中间状态，这是比较尴尬的状态。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为日本是在上世纪90 年代以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的，但是那时候日本人均GDP已经有两万多美元。随着经济的停滞，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政府怕企业经营不下去，怕那些产业衰落。于是政府给企业大量的补贴，导致该灭亡的产业、企业不死，最后日本僵尸企业盛行，因此整个经济也是没有效率的，而其他相应指标比如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也全部表现不好，因此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失去的十年”，这就是日本的教训。
《中国经营报》：当说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时，必然让人联想到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国家的改变是什么？
蔡昉：历史上最有名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拉美，甚至高达5000%、8000%，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发生在拉美，达到0.6、0.7。有一次我在讲解人口问题的误区时，谈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经济学家太实用主义，全世界的资源根本没有办法支撑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对中国来说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续“幸福地”待着，这是一个经济规律。真正穷的国家，可以有幸福感。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国家是没有幸福感的。比如对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开着豪华车，晚上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停车就是一个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类似，一些研究人员在墨西哥因为治安的混乱已经不敢进村。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混乱。
产业结构调整将点燃新的希望
《中国经营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如果失去了人口优势，应该怎样做出抉择？
蔡昉：在日本，曾经出现过一个产业经济学提到的概念即所谓的雁阵模型，也就是说以前日本也生产服装，是世界低端制造业国家。上世纪60年代迎来了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口红利也消失了。于是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将主要产业转型到重化工业，又转到电子产品，之后转移到高端制造业、IT业，把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了亚洲四小龙。随后亚洲四小龙同样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东亚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转移的梯度，这叫做雁阵模型。
中国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也处在不同阶段，沿海地区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却还处于工业化不足的阶段。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化完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因此，过去在国家之间存在的雁阵模型可以改成中国版本，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不同地区。
《中国经营报》：那么我们能否像日本一样做出比较正确的产业结构升级抉择？
蔡昉：产业结构升级其实有很多含义，现在说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升级，应该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有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时，有些产业必然要向中西部转移，因为中西部还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此外，还要挖掘服务业的价值。我们并不想发展印度，孟加拉等国的所谓服务业，比如随时给你引路，擦鞋等等，这些服务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价值，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生产型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才会分化出对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制造中心分化为运筹中心，营销网络服务业的比重在扩大。我个人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比重真正扩大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趋势本身已经孕育在我们制造业升级当中了。
观点
●中国经济的确特殊性太多了。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人家让我回答：你说现成的理论更重要还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会选择后者。
●从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来看，我们看待制度变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国任何领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进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并不是立刻推翻一项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旧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实践中增加，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并最终完成的。
●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要吸取历史教训，应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避免中西部地区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较优势。此外，目前投资过度集中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值得警惕。
●大幅度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之外，通过职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而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通过提高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段。
——蔡昉
瞭望 全世界都睁大眼看 中国可能迈的下一步
2011-07-12
新华网日前编发《瞭望》新闻周刊文章，题为《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 中国可能迈出的下一步》，作者为该刊记者刘延棠。转载如下：
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依旧若即若离，全球格局正经历着一次大洗牌。危机导致美、欧、日力量相对减弱，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特别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东西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增添了新的注脚。
山雨欲来风雷骤，如同一头初长成的大象闯入了强者丛林，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中国，猜度中国的表情和可能迈出的下一步，中国准备好了吗？
强国之路，战略先行。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当前，在认清国际格局新变化、准确把握全球战略态势新动向的前提下，中国迫切需要确立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尤其是亚洲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实力和定位，能够促进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和平崛起之道路。
变化中的全球战略形势
“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时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陈向阳副研究员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意义可以和1991年苏联解体相提并论。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全球进入战略谋划的新时代。在陈向阳看来，现在各主要国家比的就是战略。“战略角逐是国家间智慧与意志的较量，斗智，也斗勇。”
陈向阳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战略形势呈现出的五个特征：
一是多极化加速。总体上当前是“一超六强”的格局。一超是美国，六强包括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巴西。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突出特征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但与此同时西方大国不甘心被平起平坐、被赶超，趁机搞强权政治，推行军事干涉与价值观外交，企图维持国际体系主导权。
二是全球化在深入调整。一方面，世界经济正逐步复苏，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得以强化，特别是G20机制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但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一面暴露得比较充分。比如过度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贸易保护等。
三是信息化双刃剑效应凸显。信息化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西方大国利用信息化对外干涉和渗透，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美国推行的所谓“网络外交”。
四是区域化进一步加强。为抵御危机，各地区抱团取暖，形成了欧盟、北美、亚太、拉美、非洲几大板块。在区域化过程当中，世界地缘重心正东移亚太，虽然当前中东北非吸引全球的目光，但整个潮流未变。
五是金融危机次生灾害频繁。近年来，通货膨胀的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引发了一些国家国内政局动荡以及地区动荡。后金融危机时代各种危机层出不穷，表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的特征，2011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他看来，战略层面上，主要国家表现出趋同的一面。比如安全上，各国都越来越强调大安全、综合安全，兼顾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方面，强调军事、科技、情报等安全，这其中美国继续强化其军事霸权，重点搞所谓三大全球“公地”：太空、海洋、网络，将此作为新的战略制高点。非传统安全方面，除了强调经济安全，信息网络、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领域也很突出。
在经济上，各国一方面是规范管制“虚拟经济”，包括信息经济、金融经济、服务业经济等，尽量挤泡沫，避免泡沫无限膨胀，威胁损害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强调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奠定基础。
陈向阳特别指出，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最擅长搞战略，它有一套全方位的霸权战略，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强国。从历史来看，美国就是一个谋求长远战略的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主动或被动地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之中。当下，美国的战略动向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变革重振。虽然有变革有调整，但是美国的霸权心态依旧，而且客观上存在战线过长、负担过重、债台高筑的问题，使得野心过大与实力有限的矛盾加剧。从长远看，美国的霸权是趋于削弱的，现有调整难以根本逆转这个趋势。
不过，包括陈向阳在内，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当前发达国家的综合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格局并未动摇，因此不能过于高估西方大国的衰退力度，新兴大国要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之，当前国际力量的发展仍不平衡。一些突发性事件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打乱整个棋盘布局，重新调整和再组合，从而加大了各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因此，各国如何布阵本国的全球战略，居安思危，作长远谋划，掌握主动权，以增强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使本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成为当务之急。
强国之路科技先行
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正在加速孕育，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巴西迪尔玛新政府上台，在科技方面提出将巴西建成科技大国的战略目标，将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新材料、信息和通讯技术、医疗卫生、医药、生物燃料、可再生能源、农业、半干旱地区科研、核科学、空间科学、海洋资源和海洋保护等，定为重点发展科研领域。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呼之欲出，使中国面临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受访专家指出，在新的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只要中国能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在新兴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可以利用全球化与技术扩散的条件，在努力自主创新的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力争站上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潮头。
发展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刘建飞教授说，由于在基础、研发能力、体制等方面都不如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总体上仍处于落后位置。
“对于中国发展来讲，最核心的还是要落到自主创新体系。以市场换技术越来越难行得通，别指望能轻易从发达国家得到。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没办法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公平竞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博士这样讲。
机会来临时能把握住最重要。陈向阳认为，必须夯实教育基础，加紧人才的培养、储备，将科技创新、科技发展放在突出位置，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既发挥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遵循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创造、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将为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将为国家未来立于强者之林奠定基础。
审时度势打造中国战略
目标。当今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简言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按阶段来说，到2020年建党百年前夕实现全面小康，本世纪中叶建国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撰文指出，未来30年，中国的国家战略应确定为一项和平与发展战略，它可以有两大支柱体系：一是和平与安全战略系统，即国家安全战略系统，二是发展与繁荣战略系统，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物质基础，前者应当是科学安全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后者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主体目标就是努力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他认为，中国的和平安全战略，第一应能够长期确保中国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第二应长期确保中国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
基础。综合而言，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声誉逐步改善，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全面参与者和积极建设者。随着中国经济资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增加，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但是，从人均看，中国的总体战略资源占世界比重极不均衡，未来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专家指出，中国当务之急仍然是要夯实基础，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
对外，加强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建立经济纵深地带，在中国周边打造战略缓冲区。比如，积极参与东盟“10+3”的合作，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大湄公河流域合作等。同时，通过全面建立开放型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从而更加充分地获取国际资源、吸引国际资本、引进国际技术、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空间，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对内，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重拉动内需，但绝不轻外贸。从近代强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都是从“走出去”开始，最终成为某一阶段的世界强国。德国是制造业强国，而日本更是贸易立国成功增强综合国力的典型。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可以像滚雪球一样，使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从而为国内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源泉。
从美国来看，美国军事战略的成功对美国世纪和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积极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不同，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陈向阳指出，近年来中国正稳步推进国防现代化，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逐步缩小了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但是，各大国中中国是少有的仍未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还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国在成长过程中秉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获得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军事实力是应当的。中国促进军事现代化，不是要去挑战霸权，更不是自己要称霸，而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并为世界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更大贡献。他认为，在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应大力推进军事外交，增进战略互信，尽量消除、弱化“中国军事威胁论”。
重点。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将中国视为未来战略竞争对手难以避免。“美国一直把防止出现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利益，无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是否与美国相同，无论像苏联那样与美国对抗，还是像日本那样对美国追随，只要成为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挑战者，都难免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刘江永说。随着中国GDP超过日本，来到第二位，中国面临的美国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旦从几大热点区域脱身，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步伐就会加快。
不久前到美国访问的张严冰对本刊记者说，他通过与一些美国智库人士的交流，发现把中国视为威胁的美国同行更多了。
同时，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壮大，周边国家固有的对中国的恐惧也将进一步增加，挟美国平衡中国的苗头已有所显现。有国际问题专家警告，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预示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有变成中国的战略突围期的风险。
因此，专家认为，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大国和周边都将是重点。此外，要谨慎处理中国快速崛起与新兴国家产生利益争夺、摩擦加剧的矛盾，中国自身实际发展水平与国际社会期待过高之间的差距问题，以及国际上突发性事件、普遍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最后，应警惕来自中国内部的风险。
形象。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应该什么样？陈向阳认为，首先是一个可爱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有威严的中国。这个国家能够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公民的期望，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刘建飞说，做世界大国就要担负起大国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需要融入世界，才能立于世界，并力争引领世界。他认为，中国应注意四个营造。
一是营造更加和谐的对外经济合作的环境。比如，中国企业在加快“走出去”，以及提供发展援助时，要尊重当地法律法规、生活习俗，不能见利忘义，或者持居高临下、恩赐的心态。另外，注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
二是营造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现在来看，发生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不大，但周边确实存在一些敏感、复杂、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涉及领土、领海问题。维权和维稳的矛盾如何统筹，要有相应的战略谋划和决断。
三是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环境。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西方有一定程度承认，但是并未真正放弃固有的冷战思维，仍在妖魔化中国。从政治制度看，采取西方国家制度模式的国家占了大多数，中国是少数几个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代表。中国应当主动发出声音，向世界介绍中国，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以赢得更多理解和认同。同时注意学习借鉴西方一些好的方面，采取一些更易于被外界接受的方式。
四是营造互信的战略环境。尤其是与美国。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虽然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战略与经济对话，但实际效果与设计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战略互信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另外，与周边国家，由于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交织在一起，解决起来很棘手，要考虑国际舆论，但也不能一味退缩。
20年内美国仍是唯一超级大国
2011年08月02日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
美国强大的主要因素未变
从根本上看，要判断今后美国能否长远维持强盛的国力(而不是同其他大国相比的国际地位)，必须分析美国在历史上得以发展强大的主要因素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笔者认为，美国发展强大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精神维护着国内的长期政治稳定。法治而非人治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美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保持长治久安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美国的法治精神，体现在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公民对法律的尊崇。
第二，美国社会价值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使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得以保持，爱国主义得以深化。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是美国社会中超越政治、宗教派别、阶级和种族界限，为全民所接受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保证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即使在几次大规模吸收移民之后也没有动摇。
第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美国重视本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和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建立了由政府、企业、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创新不仅表现在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也同时表现在文化产业、社会科学和决策机制等各个方面，增加了美国的“软实力”。
第四，公民社会发达，社会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较强，有利于防止国家发展道路偏离方向，避免对外关系中的严重战略失误。美国是现代大国中唯一先有社会、后有政府的国家，繁荣的公民社会使得美国能够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使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得到解决，社会朝着较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公正的方向发展。
无可掩盖的是，美国长期存在着许多难以自我调节的严重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对社会的腐蚀、贫富悬殊、党派分裂、政客腐败、种族矛盾、信仰危机、形形色色的社会痼疾、政府权威的衰落、对外政策中“救世主”心态等等。但是，美国得以强盛的上述四方面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
美国竞争力在复苏
在观察美国兴衰时，很少有人怀疑它的天然条件和实力基础。今后美国国力的长远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奉行的一系列旨在恢复美国实力地位的战略和政策，基本上是沿着上述思路展开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内发展战略，重点放在大规模节能环保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清洁能源、改进学校硬件设施、推广宽带网络应用、给95%的家庭减税、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减少财政赤字、放宽移民政策等方面，重整旗鼓的决心和力度都比较大。但奥巴马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变革计划成效不大，争议不断。然而美国变革大方向尚未发生根本动摇。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基本方向同国内变革方向相一致。奥巴马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关注点，已从以反恐、防核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这意味着奥巴马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国内，外援和国防预算可能压缩。
“巧实力”外交战略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指导思想。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再宣称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不再提“反恐战争”和“先发制人”。美国安全战略重点仍在大中东地区，但“重返亚洲”也是必然趋势。美国仍然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虽然在经济上接受了多极局面，但在军事上力图长期占据超强地位。在政治和外交上，它力图以发展“巧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保持西方价值体系的吸引力。
奥巴马政府对前任政府内外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从一个侧面说明，同世纪之交的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了，尽管美国领导人口头上拒绝承认这一点。同时，一些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社会活力、技术创新能力都在复苏，证明美国的自我纠错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美国站在“平顶山”上
关于美国兴衰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看样子还将继续进行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对美国实力地位的评估经常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基本上是过低估计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和纠错能力，过高估计了美国面临的内外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正确性”使然。当然有理由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势不可挡。但对于新兴大国的预测，比对美国的预测还要复杂困难得多。因此，即使对于新兴大国赶超美国这一点，观察者也还需持谨慎态度。
纵观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就单个国家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潜力而言，美国的国力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是美国发展的“硬条件”；移民社会和人才优势、法治精神、创新机制、自由主义价值观、分权与制衡机制、联邦制、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互补、社会渐进改良、言论自由与批判精神、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开放的国内市场和强劲的海外扩张等，是美国发展的“软环境”。这些硬条件和“软环境”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决定它仍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二，纵向比较，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实力等“硬指标”将继续上升，民主法治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基本保持不变，教育水准和社会凝聚力可能会因新移民大量涌入稍有下降，公民社会仍然保持活力，社会思潮和政治的钟摆正在从右翼保守向中间方向移动。
第三，横向比较，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20到30年内不会动摇。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到达世界历史上的顶峰，但这个顶峰可以比喻为一座“平顶山”，其上还有凹凸坑洼。至于美国在这座平顶山上能走多长时间而不致无可挽回地滑到下坡路，现在任何预测都缺乏牢固根据。应当避免根据一两年的事态发展或一两个重大事件，就得出美国将要从顶峰跌落的结论。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的10年左右赶上美国，但其综合实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发展道路上比美国有更多不确定因素。作为整体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尚不能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形成足够有力的牵制，远不具备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
第四，美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全球战略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总趋势有利于美国复苏经济、纠正社会发展失衡、提升软实力、维护国际地位。但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和巨型资本财团对这些积极变革形成强烈的抵制力量。美国能否做出更有远见的国际战略调整，同其他大国合作，塑造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也同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相互作用，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相互关联。
2013-01-01
中国舆论普遍支持官员财产公示，而在正式推行财产公示前，官员将有时间把不法财产“转移或漂白”，实际上达到了“赦免贪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