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是我永远的战场---吴孟超院士90岁生日速记

2011年08月31日

  新华网上海8月31日电(张鹏、胥金章)8月31日,上海。艳丽的秋日赶走了连日阴雨,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怡人。

 上午8时,迎来90岁生日的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院士准时来到医院。

 打开办公室,一股花香扑鼻而来,一簇簇鲜花都是最近几天学生、同事和康复病人送来祝贺吴老生日的。

 吴老顺手取下白大褂,穿在军装外面,然后走到办公桌前,先拿起手术通知单:今天他有两台肝癌切除手术。

 陆续有人进来,有的请示工作,有的向他祝贺生日,办公室里洋溢着特有的温馨。

 8时40分,吴老抬腕看看表,拉开抽屉,拿出那幅宽大的、用了十几年的手术专用眼镜,装进白大褂口袋里,然后起身往外走。他边走边对秘书小邱说:“今天有两台手术,有人找我让他们下午来。”

 吴老快步走上楼梯,一路小跑似的走进手术室。

 看到吴老进来,手捧鲜花的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迎了上来:“吴老,我们手术室全体护士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吴老笑呵呵地接过鲜花:“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么多年的配合和支持,你们护士是最辛苦的!”

 护士们使劲地鼓掌。

  知道今天是吴老生日,手术室破例把吴老的两台手术安排在两个房间进行。

 2号手术室内,病人已经完全麻醉。吴老先是看了看病人,然后站到读片灯前,右手用力地指在片子上的病灶部位,再次认真研读病人的片子。几分钟后,他转身走向门外,开始刷手。

 一般人都说洗手,吴老却一直说刷手。

 他先用水把手和胳膊淋湿,然后在一小块海绵内浸上消毒洗手液,从双手一直抹到大臂,等起了白色泡沫,便开始刷。

 吴老拿一个肥皂盒大小的塑料刷子,用力刷每一个手指……

 “刷手是减少病人感染的重要环节,也是每个外科医生都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吴老说,“现在很多人不太讲究刷手,有人连胳膊肘以上都不洗,这样不好。”

 洗一遍后,用水冲干净。

 两遍,再冲干净。

 洗完第三遍,吴老任由洗手液的泡沫留在手和胳膊上,只用消毒好的小方巾简单擦一下,就举着两只胳膊,“蹬蹬蹬”走进手术室。

  吴老深吸一口气,在护士的协助下穿消毒手术衣。他将消毒后的手术衣轻轻抖开,然后用力向空中一抛,等衣服下落时,双手顺势伸进两个袖筒,潇洒、快捷、飘逸,一气呵成。

 吴老走上垫凳,开始手术。此时,时针指向9时。

 躺在手术床的病人金义杰今年48岁,来自浙江永嘉,肝上的肿瘤7公分,是慕名而来找吴老开刀的。

 助手傅晓辉等人已经把患者的腹腔打开,吴老定神看了一眼,开始探查、游离、切除、打结、冲洗、缝合。吴老的每一个动作都透出流畅、坚定、果敢、熟练和洒脱,让人没法不佩服他的睿智、沉着、善战、大度和从容。

 8分钟,肿瘤顺利切除。20分钟后,手术基本结束。吴老看只剩最后一层缝合和关腹,再一次检查没有发现出血点后,便看了一眼助手说:“你们缝吧,小心点。”

 吴老走出手术室,用水冲了冲手臂和胳膊,把湿漉漉的双手和胳膊用力在洗手池里甩一下,然后顺势在后腰和屁股上一擦,留下一片水渍。

 这时,协理医生告诉吴老,第二台手术准备好了。

 吴老“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像战士听到了冲锋的号角。

  “这个叫周华杰的病人是吴老8年前开过刀的一个肝癌病人介绍的,今年58岁,右肝上长了个9公分左右的瘤子。从福建来,一定要找吴老开刀。”助手吴东说。

 像电脑设定好的程序一样,第二台手术依然非常顺利,切除肿瘤仅用了11分钟。

 这是吴老从医68年来的第14280台手术。

 两台手术出血都不到100毫升。

 走进医生休息室,吴老端起护士早为他准备好的淡茶,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晃来晃去,感觉十分惬意。

 记者问吴老:“连续做两台手术,有点累吧?”

 “做手术一点都不累。”吴老摘下口罩说:“手术室是我永远的战场,而肝癌是我今生最大的敌人,我要一辈子战斗下去。”

 

袁隆平:争取90岁前实现杂交稻亩产一千公斤
新华社 发布时间:2012-2-2

“我培养的研究生,首先要下田,不下田我不培养他!”


正在吉隆坡接受2011年“马哈蒂尔科学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对新华社记者说,自己将争取在90岁前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日前向袁隆平颁发了这一奖项,表彰他在热带农业发展领域的贡献。马哈蒂尔高度赞扬了袁隆平的成就,并表示期望看到他的进一步研究成果。

袁隆平因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以他为代表的中国专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杂交水稻研究,70年代开始推广杂交水稻。由于单产比常规水稻大幅度增加,杂交水稻又被称为“东方魔稻”。去年9月,袁隆平指导的团队成功实现超级杂交稻大面积亩产900公斤的目标。

袁隆平说,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中国人口超过13亿,人均耕地面积少,使得这一问题更显突出。

袁隆平多次受邀为各国提供杂交水稻方面的技术援助。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阿卜杜勒·阿齐兹说,他希望袁隆平此次获奖能加强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杂交水稻领域的合作。

“马哈蒂尔科学奖”于2004年设立,授予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科学和技术为解决热带地区各种问题作出贡献和带来革新的科学家、机构或组织。

 

 


陈佳洱院士痛陈科技界怪象 教研分离成创新阻力
作者:蔡文清 来源:北京晚报 发布时间:2012-2-11


“有人会认真地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某某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你推荐我当院士吧。真令人哭笑不得!”昨天(2月10日),正在参加北京市科协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陈佳洱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抨击了当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怪”现象。

怪象一:造假剽窃

陈佳洱院士是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上世纪50年代他曾师从于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朱光亚等人,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77岁的陈佳洱感慨万分,他说,老一代科学家在研究工作中都体现出非常严谨的学风。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点纰漏。“1951年我刚上大学时,王大珩先生当时是我们的物理系主任,他的光学实验课要求严格极了,学生先要在他面前讲述一遍实验过程,讲清楚了才能开始实验,实验过程若做得不够好或不够细致,王先生会当场退回,每节课他都当场评分,若能得个5分,那这个同学不知会有多高兴,大家都喊着让他请吃花生米。”说到自己的恩师朱光亚,陈佳洱很是动容,他说当年朱先生备一堂课会花一个星期时间,自己写讲义,每个字每个公式都非常工整。

相比老一代科学家严谨细致的优良作风,陈佳洱说,现在的一些科研人员差得太远了,有些人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窃抄袭,这种恶劣行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堕落,也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声誉。

怪象二:发论文最重要

“现在一谈到科研水平,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有影响的论文,事实上这种‘惟论文论’的科研评价体系是不合理的。”陈佳洱说,现在很多单位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论文的数量及其影响,不少单位在考核中还过分看重在国外期刊,特别是《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因此就出现了有人希望我推荐当院士的事。”

陈佳洱告诉记者,实际上《自然》和《科学》杂志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刊登的文章更强调“新颖性”,许多是高级科技新闻,虽然其关注的人多,影响力大,但并不等于所发表论文的学术或应用价值就必然比发表在其他杂志上更高。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科研成果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并不以论文的数量和其发表期刊的影响等量化因子的排名论英雄。日本也是如此,陈佳洱的一位日本科学家朋友在《日本理论物理杂志》这样的不知名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只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高,不管发表在什么期刊,最后总能够引起科学界的关注。”

怪象三:朋友变对手

现在高校和一些科研单位之间不再是紧密合作的伙伴而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这点也让陈佳洱感到困惑和不解,科技创新需要交流与合作,需要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但现在竞争的激烈使得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不能进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还会在署名等方面违反科研诚信的原则。

“以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陈佳洱回忆自己当年从吉林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参与筹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基地的过程,“开始时北大一点基础都没有,完全靠钱三强先生领导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全力扶持,从仪器设备到教学实验大楼,甚至学生和教职工的宿舍都是在中科院全力支持下搞起来的。正是有了这样紧密的结合,一大批青年原子核的人才迅速地成长了起来。我们头上两届毕业生中出了9位院士。”除了青年人才培养外,国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像朱光亚、彭怀武、周光召、于敏等都是从北大调去研究院并为国家“两弹”作出重大贡献的教师。

“我自己也受益于中科院与高校的紧密合作。”陈佳洱说,1963年组织上派他去英国学习,是中科院领导张劲夫找自己谈的话。当时中科院一共只有四个名额,他把一个给了在北京大学的陈佳洱。

“近年来无序竞争冒头、功利化政绩观干扰,使得科研体制上条块分割愈演愈烈,可以说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分离,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阻力。”这位老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