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索尔维会议(>>>详细资料)
科学大师
1927年索尔维会议(>>>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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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提到“三钱”，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1956年春，党中央决定制订12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人建议紧急研究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通信
和自动化技术6个项目，以及其他50个重点项目。睿智的周恩来在众多的建议中看到了他们建议的重大价值，一锤定音：“‘三钱’的建议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三钱”之名由此传播开来。后来，三位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三钱”之名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 |
钱学森诞辰百年引各界追思：科学大师怎样炼成
作者：雷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12-11
当钱学森再一次西装革履出现在中科院力学所的广场，时光之轮已经转过半个世纪有余。
11月30日上午，中科院力学所首任所长钱学森塑像揭幕。红绸掀起的刹那，本与故旧门生和那些仰慕他的人们天人相隔的钱学森，神采奕奕地跃然眼前。
在这位“换上中山装，一生不穿西服”的杰出科学家诞辰百年之际，社会各界追思无限。
100年前的12月11日，钱学森带着婴儿的初啼来到世界，从此走过98年的传奇人生，为当代知识分子写下为人治学的范本。而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依旧刺痛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展的“终语”如是注解：回答“钱学森之问”，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学习和探索钱学森的一生就是回答和诠释这一世纪之问的最好途径之一……
治学一生惟严谨
在上海交通大学新生开学第一课上，学校党委书记马德秀常常向学生讲起一个与试卷有关的故事。
试卷的主人是一位可敬的学长——钱学森，卷首时间：1933年1月24日。其时，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读三年级。
这是一次水力学考试，钱学森的试卷卷面书写工整，中英文字写得秀丽端庄，连等号“=”都像是用直尺画的一样，解题一气呵成，堪称完美。这份考卷老师原本要给满分，但钱学森却发现，一道答题中“Ns”漏写了一个“s”。
就是这个下标，让钱学森觉得不安，他主动要求扣掉4分。
这份难得遇见的考卷，任课老师金悫教授十分喜欢，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战乱岁月也始终保留着。直到40多年后，金老师将这份试卷捐给学校档案馆。
一份试卷折射出钱学森严格自律的治学精神。
在做了钱学森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眼里，钱学森从青少年开始，轶事不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一点含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科学精神、科学品德是虚的，没有这些成就不了大师”。
1964年，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级的力学大师。他的一篇论文中间有个小错误，被在新疆一所农学院工作的普通青年发现了。这名青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指出“钱所长”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个方程式推导有误。
有媒体记载，一个月后，青年意外地收到了钱学森的回信：“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 《力学学报》刊登，在整个力学界公开这个错误。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与今天一些科学家的著述相比，备受尊崇的钱学森一生著作很少。
涂元季对此的解读是：钱老生前发表的著作、文章虽然很少，但都是他个人的真东西，他从不掠人之美。
有一次，钱学森得知一位教授在搞模糊数学，觉得这是数学里面新的前沿，很有意义，就把他约到办公室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之后指导写论文。论文写好后，这位教授建议，钱学森花了大量心血，这篇文章两人一起署名。
钱学森回答，科技论文的署名只能署干实活的，如果说建议觉得合适、接受了，最多在论文的结语提一句就行了。这是世界学术界的惯例，必须坚持。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展厅，与浩瀚“书海”相对应的，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起居用品。玻璃橱里，一只破旧不堪的公文包引人注目。
这个公文包是钱学森旅美期间参加一国际会议时由会务组馈赠的。1955年钱老归国随之将其带回国内，因长年使用，公文包的边沿经多次缝补，出现了松断的线头，在包的两侧还有多个大小不一的破洞。但钱老仍不舍得丢弃，一直使用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个公文包，手柄换了又换，陪伴他40余载，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日日夜夜。”在上海交通大学日前举行的“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钱学森图书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吴旦说。
事实上，淡泊名利、拒绝名利的故事终其一生，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钱学森曾说：“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在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展览上，有一张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宿舍的照片。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就住在这里。1960年，他从这里搬进航天部大院，从此再也没有动过。
回国后，钱学森还把在杭州、上海的几处房产，都捐给国家；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致信中科院力学所领导，主动请求调整级别工资时降低自己的工资。
钱学森用那本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出版获得的不菲稿费，给中科大力学系农村来的孩子买计算尺的故事，同样传颂至今。有的同学还把这把跨越近半个世纪、见证师生情谊的尺子珍藏身边。在他们中走出了近十位院士。
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但是，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
与今天备受社会诟病的一起起“院士争夺战”有些不同，在钱学森图书馆存留的书信显示，1988年至1992年，钱学森两次致信中科院，请辞学部委员（院士）。
他也一直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他曾坚定表示，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其成就应要归功于集体，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事情。
1991年，退出一线工作后，钱学森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
面对甚嚣尘上的不正之风，钱学森曾对秘书感慨，唯有洁身自好，不沾染一点淤泥。
科学与艺术的联姻
2005年7月29日和2009年8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登门看望钱老，钱学森当面就“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建议，还提出了“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的观点。
钱学森用自己的一生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钱学森曾总结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北师大附中校长刘沪在教育部举行的座谈会上介绍，钱学森曾经在北师大附中校园学习、生活了10年。
那时的学生没有考试追高分的压力，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玩”——读课外书、动手实验和外出实践。
生物课上，老师常常带学生到野外采集、制作标本，钱学森当时就用在野外抓到的蛇制作了标本；几何课老师用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写讲义，讲课时还拉着腔调念讲义；虽然当时学校还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室却对学生随时开放，钱学森在那段时间做了很多化学实验。
刘沪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对此总结，钱学森创新精神是“玩”出来的。正是这种没有过多限制、形式多样的教育让钱学森对知识充满了兴趣，他博览群书，对探索新知充满了向往。
“当年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诚、爱、勤、勇’。”刘沪说，校训所提出的4个方面是一个优秀人才的必备人格特征，“没有一条直接与分数、升学相关”。
晚年，躺在病榻上的钱学森痛心地说：“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
钱学森年轻时就“迷”上了音乐，并显露出非凡的音乐才华。他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加入学校铜管乐队，成为铜管乐队出色的成员；广泛涉猎音乐理论书籍，发表过专门讨论音乐的文章。他对于画画和摄影也有浓厚的兴趣，并担任1934级级刊委员会美术部干事。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
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钱学森曾感慨：“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交谈时产生的。”
他与歌唱家蒋英的结合，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37年，蒋英考进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开始了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此时的钱学森，则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结婚“信物”就是一架黑色三角钢琴。
听音乐、看美展，两人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即使在美国整整5年的软禁生活里，也常常是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排遣孤独和烦闷。
回国后40多年，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总要请钱学森去听、看、评论。钱学森说：“我在一件工作上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时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杨振宁：你们要敢于大胆猜想: 90岁的杨振宁扶着96岁的林家翘，成为6月29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15周年院友学术交流会的动人一幕。
在当天的演讲一开场，杨振宁就回忆起和林家翘的“一个下午的师生谊”，“那是在西南联大念大一物理时，管物理实验室的就是刚刚从清华毕业的林家翘，后来由于选课的冲突我转到另外一个班去了，但我做过他至少一个下午的学生。”
虽为学术报告，杨振宁却并未讲物理学理论问题，而是通过与学生分享和大科学家交往的几个小故事和老照片，告诉年轻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上世纪50年代和我们一起做研究的学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法，做了许多大胆猜想，值得现在的年轻学者学习”；“大家都在做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正重要的，希望你们注意”；“年轻人，你们要敢于大胆猜想”。
虽已90高龄，杨振宁仍思维清晰，表达流利，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侃侃而谈，获得学生的阵阵掌声和笑声。杨振宁说，他在西南联大念了六年，获得硕士学位，在芝加哥念了两年半，获得博士学位，深深知道两校物理学有什么分别，概括起来就是“西南联大注重从理论到现象，先学热力学第一、第二、第三定律，然后用此解释很多热力学现象；芝加哥大学注重的是现象，怎么从现象推到定律，推出已知的定律很好，推出未知的定律更好。今天中美文化背景、教育体制不同，这个分别仍然存在。”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说，15年前，正是因为杨振宁和时任校长的多次磋商，才决定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杨振宁任名誉主任。15年来，杨振宁亲自设计蓝图，倾力筹款，甚至将国家发给他的工资大部分都捐给了这个研究院，还使一大批海外顶尖学者因他感召回国，高研院才有今日发展。
杨振宁很欣慰，当日的交流会聚集了老中青三代科学家，有很多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学问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一点很重要”。
杨振宁：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 这样会后患无穷。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不过我还是想说，我回到国内15年，清华的变化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环境变了，15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不过正如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环境促使中国一流科学家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乐观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李政道年底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
作者：王垂林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9-21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官网消息，李政道在该校勤奋耕耘近60年后，今年年底将作为全校级教授退休。近日，该校校长李·鲍林格在校长住宅特为李政道举办招待会，以示敬意。在招待会上，鲍林格列举了李政道在物理领域的学术成就。
鲍林格说：“李政道已84岁高龄，仍继续做研究工作，推动粒子物理前沿的发展。”“在每个重要方向，他无比卓越的贡献代表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学术界的最高水准。”
李政道在招待会前接受采访时说，回顾物理学的主要成就，“非常大一部分的进展是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做出的”。在展望哥伦比亚大学下一代物理学家的研究前景时，李政道认为会跟前辈一样，“虽然我不能预测他们究竟做什么，但是他们肯定会做出突破性的工作，就像过去那样”。
李政道的科学研究，论文集有2400余页，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天体物理、统计力学、场论和湍流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还解决了当时几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他在粒子物理上的前瞻性思想，为位于日内瓦的大型质子对撞机（LHC）可能做出的新突破提供了理论基础。
哥大物理系主任威廉姆·查克表示：“李政道对本系、对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整个物理学界的影响之大，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被问及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业生涯中有哪些亮点时，李政道反问：“这就像在黑暗的夜晚仰望天空，你能说出最喜欢哪一颗星吗？”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繁重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以外，李政道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并且为中美科研和教育的国际交流做了很多事。他还担任了科学时报社形象大使。
李政道从没有自满松懈，他的学术步伐从未慢下来。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向与会者散发了一本231页的论文集，里面收集了他自2006年至今发表的研究论文。在这本论文集的扉页印着孔子的一句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谈到退休感想，李政道说：“这就像从事园艺工作，你可能不再去培育新品种，但是你能够继续将现有的美好东西延伸下去。”
（王垂林）
中国出生的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哥大另一位名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恩里科·费米教授，他与奥本海默被并称为原子弹之父。
1951年，奥本海默聘请李政道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奥本海默称赞他为当时已知的科学家中最聪明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工作具有“突出的创新力、活力和技巧”。
1953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李政道为助理教授，当时系里已获得诺奖或后来获得诺奖的就有十余人。他加入了一个阵容可能最为强大的物理系。
1956年，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一年后，年仅31岁的他荣获诺贝尔奖，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
《科学时报》 (2011-09-21 A1 要闻)
丁肇中：科学最主要的是兴趣，其他都是次要的
作者：蔡蕴琦 来源：扬子晚报 发布时间：2011-9-18
讲座现场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是树高一丈，也落叶归根。”昨天（9月17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华裔美国科学家丁肇中教授走进东大讲坛，简单、温馨的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丁肇中教授与东大学子的距离。一贯严谨的他走到学生当中，像变了个人似的，丁肇中教授向到场的500多名师生揭秘了阿尔法磁谱仪2的升空与运行的内幕，言语却格外风趣幽默，近一个小时的演讲和互动把同学们逗乐了十多次。
【忆南京往事】
10岁时曾在南昌路小学就读
全球瞩目的“阿尔法磁谱仪”（AMS）实验是一个大型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它的牵头人是丁肇中教授。这项实验有来自美国、中国、德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十分浩大，根本目的是寻找宇宙中的反物质和暗物质，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变。东南大学从2000年开始，与丁肇中教授合作AMS实验，是国内最早参与这项国际研究的高校，拉东大“入伙”的正是丁肇中。报告会开始前，丁肇中教授和东大校长易红有短暂的交流，“我的好朋友、已过逝的吴健雄教授促成我与东南大学的合作。”丁肇中微笑着谈起他的东大情结、南京情结，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曾在南京的南昌路小学就读。
与东南大学校长易红的交流中，易红校长回忆起多年前邀请丁肇中教授一同游览溧阳天目湖，并品尝了天目湖鱼头。“朱师傅嘛，我记得。”丁肇中的回答让易红校长很吃惊，“好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您还记得烹制鱼头的师傅姓什么。”丁肇中教授哈哈一笑，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腮帮子，“我还跟朱师傅合过影。鱼腮这两块肉最好吃。”而据易红校长回忆，天目湖宾馆的朱师傅跟丁肇中合影后，还把照片挂在了宾馆里。不过这趟到南京行程非常紧凑，根本挤不出时间再去品尝这道美味，丁肇中感到惋惜。
【说“奋进”号升空】
一趟空间飞行花掉7.5吨黄金
2011年5月16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把阿尔法磁谱仪2（AMS—02）送入国际空间站。“这就是阿尔法磁谱仪2。”丁肇中教授用一张图片揭开AMS—02的真面目。“它看上去像个超级大圆筒。”记者身边有学生小声议论着。“AMS-02探测器总重量为7.5吨，但把它送入国际空间站的航天飞机重达2008吨，而这一趟空间飞行的花费大约等于7.5吨黄金的价格。”这时大屏幕上跳出另一照片，“这就是送AMS-02上天的6名宇航员，前面四位都是空军的少校，或者海军的少校。”接着，丁肇中话锋一转，指着后面两位宇航员说：“这两位跟我一样，都是最没用的物理学家。”自嘲式的语言立即引来了笑声和掌声。
丁肇中教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在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之前，他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离开，而自己一个人坐在飞机里面，慢慢思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有什么还有疑虑的地方……因为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功亏一篑。想了很久，没有找到任何问题，丁肇中才放心离开。
二十年后能“触”宇宙的边
丁肇中说，我们现在看见的物质都是明物质，明物质只占整个宇宙的十分之一。通过实验，人类已经发现了暗物质，但还没有在宇宙中发现。而寻找反物质的目标是为了证明宇宙是否起源于大爆炸。因为根据这一理论，大爆炸之后，应该会产生相同数量的物质与反物质，如果找不到反物质，也就意味着大爆炸理论是错误的。
从5月19日开始，安装在国际太空站的阿尔法磁谱仪2已经正常工作，它将在上面工作数十年。仅仅工作三天后，这台磁谱仪就发现了所有我们已经掌握的物质。“在安装到空间站四个半小时后，探测器就开始接收数据。这三个多月以来，AMS-02探测器已经收集到近50亿个宇宙线数据，多于过去100年全球科学家收集到宇宙线总数。”丁肇中教授认为，如果探测器运行正常，20年后，数据将累计至3000亿个。这就意味着探测器的“触角”将延伸至可见宇宙的边缘。
数据从太空到东大只需一秒
在ATM-02升空后，丁肇中教授把国内首场主题讲座选在东南大学举行，主要原因在于东南大学是第一个参加AMS-02实验的中国高校，东南大学在项目中主要承担的一项任务是地面数据处理系统。磁谱仪在空间站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传输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再由NASA传输到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接收到NASA的数据后，研究中心会把数据传输到东南大学，进行最终的分析。探测器收集的数据如何到达东南大学？丁肇中教授告诉大家，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虽然需要中转三、四站，但用时只需不到一秒。“由于整个数据传输过程都是以光速进行，所以，收集的数据从国际空间站到达东南大学只要不到一秒钟时间。”丁肇中教授说。“第一批数据已经到达了东南大学。”反物质和暗物质到底能否发现，都将取决于这个数据分析平台。东南大学的云计算中心将在一个月后正式启动。
【答学子提问】
问的很科幻，答的很幽默
在互动环节，学生们的提问天马行空，丁肇中的回答风趣幽默。一名爱读科幻小说的男生把小说里的情节抛给了丁教授，“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最终将灰飞烟灭，您觉得这样的推论合理吗？”“至少从实验物理的角度来说是很难证明的，因为到那一天，你已经不在了，怎么证明这个推论的合理呢？”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引来同学们会心一笑。奇怪的问题不止一个，“小时候数星星的时候老在想，宇宙到底有多大呢？科学界对此有认识吗？”丁教授收起了幽默严肃地回答：“怎么认识没意义，关键要看实验证明。”
回答了四个提问过后，丁肇中教授突然意味深长地说：“前几年来东大开讲座我就发现了，提问的都是男生，没有女生呀。”以工科见长的东大男女比例7:1，不过很快，一名相貌清秀的女生高高举起手。“丁教授，我问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您刚才说磁谱仪很关键的一个部件就是磁铁，重达7吨多，但这么大的磁铁如何才能送到太空去，却难倒了世界科学家40年，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磁铁，总是一头指南，一头指北。磁铁放入航天飞机后，就会扰乱航天飞机的航行。后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请问这个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正是这个“简单”的提问得到了现场一众男生的鼓掌肯定，连丁教授也点头认同。“科学家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一头指南，一头指北，这样就把磁场控制住了。”没想到，讲述竟真的这么简单，学生们被“震”住了，几分钟后才报以热烈的掌声。
【谈科学进展】
科学是多数人服从少数人
“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因此，专家评审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是依靠现有的知识，而科学的进展是推翻现有的知识。”在东大之行的尾声，丁肇中谈起了30年来他与中国科学家合作的体会。他认为，科学最主要的是兴趣，其他都是次要的。只有拥有兴趣，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自然科学研究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研究的发现往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改变人类的生活。如X光、电子、量子力学、核物理等，在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它们今天对人类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有时候因为它远离日常生活而受到责难。只有在一段时间以后，基础研究的应用成熟了，公众对奇怪的新现象熟悉了，基础研究才看上去比较“实际”。
